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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新政,欲以除积弊,实国库,以达国富民强,凡事难两全,这就形成了拥护变法,和反对变法的两派,在朝廷互掐。王安石与苏东坡是君子之交,但政见不同。王丞相嫌他聒噪,也就屡次贬谪他到地方任职,由此还演义出“王安石三难苏学士”的话本,打住。
这不,元丰二年朝廷打发苏轼到湖州上任,苏轼总要写一篇谢恩表,以示皇恩浩荡,咱们才过八斗的苏学士,在谢表中写到:陛下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,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。而当时保守派以变法为“生事”,讥追随变法者为“新进”,这两句话,扰乱了大宋朝,变法者上纲上线,旁征博引,以讽刺皇上,反对新法立马把苏轼解押御史台,这御史台官署,多植柏树,常栖乌鸦,俗称乌台,既已立案,苏轼只有老实坦白的份,牵连了一批朝臣,司马光,皇帝的妹夫王诜都在其内,有原告,有证据,只惹得皇上杀了苏轼的心都有,苏轼保守派的同事们,噤若寒蝉,机灵的立马与苏轼划清界限。苏轼俗恶“新进”派章惇,反倒多方营救,只是苦不得方,这时,王安石以祖宗有制不杀士大夫谏神宗,更兼太后亲为说情,苏轼方免于一死,其他人盖行贬谪,皇帝又嘱咐他妹夫:今后再也不要与那些不着调的人,混在一起啦!
“乌台诗案”之“乌台”是御史台的别称,来源于汉代,据说当时御史台外有一棵很大的柏树,上面栖息着很多乌鸦,所以御史台从此又被称为“乌台”,而该案的始作俑者是御史中丞李定、权监御史里行何正臣和舒亶等人,而且该案是因诗文而起,所以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乌台诗案的导火索是苏轼在湖州上任后,按惯例要像皇帝写一份谢恩表,于是就有了《湖州谢表》。在这篇文章中,有这么几句话:“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,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牧养小民。”其中,“新进”和“生事”等词语,被一些人认为是对王安石变法中靠投机取巧而上位之人的蔑视,是对他们的嘲讽,于是,这些人群起而攻之,开始陷害苏轼。
他们先是将苏轼的诗文收集起来,从中断章取义,罗织罪名,其焦点主要集中在苏轼肆意批评新政上。不可否认,苏轼对当时的变法的确颇有微词,到都是他深入调查研究后得出的,而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。但李定等人却不管这些,多次向神宗皇帝上书,弹劾苏轼,说他的谢表“愚弄朝廷,妄自尊大”,说他有四大该杀之罪,应该处以极刑,“以示天下”。宋神宗虽然爱惜苏轼的文才,但是悠悠之口总得有个回应,只好下旨将苏轼逮捕,押送回京审讯。
苏轼入狱后,随即被投入阴暗的牢房。之后的五个多月,李定等人对苏轼进行了百般折磨,逼迫苏轼屈认罪行,苏轼对这些人毫不妥协,已做好慷慨赴死的准备。苏轼入狱后,营救苏轼的人也很多,包括神宗的祖母曹氏、王安石等人。王安石上书皇帝说: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?”神宗也很爱惜苏轼的才气,本来就没有打算置苏轼于死地,再加之众人的求情,他颁布了大赦天下的诏令,苏轼暂时没性命之忧。十二月,神宗做出最后的裁决:苏轼贬居黄州,“乌台诗案”至此告一段落。
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(1079年),时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,奏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,用语暗藏讥刺朝政,御史李定也曾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。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,后在御史台狱受审。所谓“乌台”,即御史台,因官署内遍植柏树,又称“柏台”。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,乃称乌台。所以此案称为“乌台诗案”。
其实就是一桩宋朝的文字狱,本来宋朝的是文人治国,文人相当自由,地位很高,基本没有什么文字狱的情况发生,但是到了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当时围绕变法,形成了两派的党争,这个党争尤为惨烈。苏东坡在那个时候获罪,也是命运中的必然。一方面苏东坡没有站队,他既反对新法,也反对旧党,总之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。另一方面,苏东坡就是个大嘴巴,什么都说,所以得罪了好些小人。所以小人们就睁大眼睛找苏东坡的错。机会终于来了!
肇事诗词为《湖州谢上表》,收录于《东坡全集》,是苏轼调任湖州知府时,向宋神宗写的一道谢表。此表为谢恩而写,却也历述自己坎坷遭遇,把平时心中愤慈见诸文字,以示对时政的不满。后御史中丞李定,御史舒亶、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《湖州谢上表》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,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,成为乌台诗案的导火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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